康熙打造強盛帝國 錯失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的寶貴機遇

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名字叫玄燁，他8歲繼位，14歲親政，在位61年，享年69歲，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以來，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君主。康熙嗜書好學，尚儒重仁，善思審慎，勤于政事，頭腦清醒，意志堅毅，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帝王。他削平“三藩”，收復臺灣，反擊沙俄，親征朔漠，和善蒙古，綏服西藏，促進了民族和諧統一，奠定了中國版圖。康熙時代中國的版圖，東到太平洋，東北到庫頁島，北到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外蒙古，西到貝加爾湖，南到南沙群島南端的曾母暗沙。國土面積有1300萬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最強盛的帝國。他關心民瘼，尊重禮法，治理河患，減免稅賦，興文重教，學習科技，使康熙時的大清帝國，人口眾多，經濟富庶，文化繁榮，社會穩定，出現了萬民康寧、天下熙盛的局面。

著名清史學家閻祟年總結康熙盛世的歷史經驗時指出：一是天合。康熙碰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天時，處在西方大國崛起的兩個高潮之間。西方大國第一個崛起的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第二個高潮是英國、美國、法國。康熙王朝的發展正好處在這兩個高潮的夾縫中，因此，康熙王朝的發展沒有受到外國的干擾。二是地合。當時清朝周邊的國家，東鄰朝鮮，西鄰哈薩克，南鄰越南，越南國王是清朝皇帝冊封的，北鄰日本，當時日本尚未崛起，而俄國的彼得大帝又將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因此，在康熙王朝時，清朝周邊國家基本貧、弱、小，而康熙王朝并不恃強凌弱，與鄰國都能和睦相處。三是人合。康熙能做到“人合”，與大臣能夠和氣相處，君臣和諧，朝中基本沒有朋黨之爭。四是己合。康熙做到了“己合”，而“己合”的關鍵是讀書。他一生酷愛讀書，他說，“圣人賢人”與“庸人俗人”的差異就在于讀書。康熙的大過人之處，在于有大過人的思想，大過人的思想是因為他有大過人的學習精神。他注重修身，不抽煙，不喝酒，講究養身。

康乾盛世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它是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18世紀創造的一個偉大奇跡，而當這個奇跡發生時，傳統文化本身也就達到了光輝的頂點。令人遺憾的是，在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一派盛世歡歌的景象中，從皇帝到百姓皆欣欣然昏昏然，豈知“當康熙和他的子孫把盛世推向繁花似錦、高潮迭起之時，大清國這架承重已達極限的大車，早已發出不堪重負的呻吟”，（《百家講壇雜志·康熙彼得大帝的治國差距》）沒有人知道，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因素完全耗竭，國家發展潛力即將陷入油盡燈枯之境。康熙昧于世界大勢， 思想還局限于專制統治、仁德治世、小農經濟的層面，腳步仍然在封建藩籬中逡巡，沒有與時俱進，沒有吸取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要內容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精華，因此，后來出現光宣哀世、清朝覆滅的結局也就不難理解了。

昌盛于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宗教的桎梏，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創造了人類藝術史上的絢爛篇章，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學，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和發展開辟了道路。以“哥白尼革命”為標志的近代自然科學，不僅改變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而且也改變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狄特富爾特評價“哥白尼革命”說：“由于這一天才的見解漸漸滲入社會意識，其深度足以促使當時的封建制度逐步喪失其基本的合法性。‘宇宙關系的民主化’終于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關系的民主化。”與康熙時代同期的英國，人民在與復辟王朝、天主教的博弈中獲勝，議會先后通過的《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以法律權利代替君主權力，確立了英國“議會至上”原則，是邁向君主立憲制度的重要一步。它改變了人類歷史，對英國乃至世界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640年和1688年的兩次資產階級革命為英國創造了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牛頓的科學精神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注入了活力，廣袤殖民地也為其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資源和勞動力，使英國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

然而，在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達到光輝頂點的康熙帝國，康熙皇帝卻沒有華麗轉身，托舉起光照環宇的民主政治的金色太陽，進而促成兩千年之未有的大變局。

梁漱溟說：“宋以后所謂禮教名教者又變本加厲，此亦不能為之曲諱。數千年以來，使吾人不能從種種在上的權威解放出來而得自由，個性不得伸展，社會性亦不得發達，這是我們人生上一個最大不及西洋之處。”需要解釋的是，儒家思想在“人化”和“化人”上是有歷史性貢獻的，儒家主導的傳統道德文化對中國人的人格和品格的涵養教化力量不可低估，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則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道原則，是普世倫理的基礎，但儒教畢竟是為小農經濟服務的，在封建社會后期尤其是明清時代，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它所起的作用總的說來是保守消極的。

在整個封建社會，統治者都要求把儒教的“三綱五常”奉為天經地義，因為這種宗法思想最適合維護封建宗法制度。一味拘泥于封建文化，不承認文化的實踐性和時代性，拒絕文化創新，并且封建文化糟粕被后世承襲并得以強化，從而束縛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康熙從小就以鴻儒為師，學習《論語》每篇都要念120遍，背120遍，直到老年仍倒背如流，一字不忘，學習《四書》《五經》，俱經研究，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必與儒臣反復討論期于義理貫通而后已，這些書他也都會背，可見用功之深，后來自己也成為了鴻儒。法國耶穌會士白晉認為，康熙長期研究中國古籍，完全領會了儒家精神，是儒教的教主。康熙到曲阜祭孔，不坐轎子，進入孔廟大成殿，對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禮，寫匾“萬世師表”掛在孔廟大成殿正中。孔子的子孫成為世襲罔替的“衍圣公”，品秩列文班之首的正一品大員。《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孫，他曾在孔廟為康熙“講書”唱贊，康熙不僅一日三問其年齡，而且還批準了他的四個奏本：由皇上選設衛護林廟的百戶官，引城東文獻泉之水入孔廟，準周公后裔為世官和擴大孔林的規模。1678年，康熙詔舉博學鴻詞：“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辭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科道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一時碩學鴻儒紛紛到京城應試，康熙親自設宴招待，共有50多人勝出，獲得了高官厚祿。康熙熟諳儒家思想對于維護皇權和統治階級利益的精妙之處和巨大功效，視“崇儒重道”為基本文化國策，自然對外來文化懷有一種本能的警惕和排斥。

況且，因為盛世，皇帝妄自尊大，睥睨四方，對“蠻夷”和“蕞爾小國”的更化形勢不屑一顧，百姓更是安常處順，俯首帖耳，不敢也不愿意破壞傳統制度和封建秩序，因為儒家文化傳統已構成中國人的精神法律。同時也應看到，皇帝制度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必然與之相關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否則，它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租佃關系所代表的封建生產關系的總和，是中國皇帝制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就是說在康熙帝國民主思想基本上沒有文化、經濟、社會和階級基礎。

我們既要承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不能否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我在想，假如康熙能夠走出國門，呼吸一下異邦的政治空氣，感受一下英國在君主立憲制政體下強勢發展和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高漲的氛圍，以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機感和開放兼容的心態，改風俗，立法度，學習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會更增添他的偉大光芒。我也知道，對于西方的隱患，晚年的康熙，已有所悟。他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然則，民主是帝制和宗法傳統的天敵，作為封建帝王不被逼到死路，是絕難揮刀自宮，割去男根，斷絕皇脈的。

康熙離世不到百年美國出現了兩位偉大的人物——第一任美國總統華盛頓和第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他們是民主的倡行者，華盛頓既不想做國王，又不想當獨裁者，林肯既不想做奴隸，也不想做奴隸主。華盛頓與林肯的政治思想迥異于康熙，蓋因他們沒有經過千百年來宣貫儒家思想所造成的思維定勢，思想負擔，心理痼疾，精神壓力和文化積習，更因為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大勢所趨。許蘇民教授認為，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表現為美統真善的自由學藝，而中國古代的人文精神則表現為倫理中心的道德教化；古希臘羅馬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養合格的公民，而中國古代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養恭順的臣民。王元化指出：“民主制是需要法治來保證的，但中國傳統思想乃內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國則是修身的延續，故法治理論與法治經驗在傳統資源中極為稀薄。”

康熙不思民主，這似乎可以理解，但沒有實施科技強國戰略，對科技創新做出制度安排，就讓人難以理解了。據史料記載，康熙對西方科技是很感興趣并孜孜以求的，他在回顧欽天監楊光先誣告傳教士日耳曼人湯若望那樁學術公案時說：“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于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劉潞：《康熙與西洋科學》）當時僅15歲的康熙意識到了學習西方科技的必要性，從此，他開始了認真刻苦的學習。

據傳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得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老師則是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等人。他悟性好，學習熱情高，去離北京兩法里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好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得去那里授課。老師上完課走了，康熙也不空閑，復習剛聽的課。他看重那些圖解，還叫來幾個皇子，自己給他們講解。如果對學的東西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罷休，直到搞懂為止。

康熙不但注重書本知識，而且注重把所學的知識付之于實踐，有著強烈的學以致用的熱情。傳教士白晉對此作了詳細記述：有時用四分象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有時用天文環測定時刻，然后從這些觀察中推測出當地極點的高度；有時計算一座寶塔、一個山峰的高度；有時測量兩個地點間的距離。另外，他經常讓人攜帶著日晷，并通過親自計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針影子的長度。皇帝計算的結果和經常跟隨他旅行的張誠父子所觀察的結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滿朝大臣驚嘆不已。

好學不倦、學有所成的康熙獲得了洋老師白晉的極高評價：“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志。他還有組織、引導和完成重大事業的才能。所有他的愛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個皇帝應該具備的。老百姓極為贊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臣民父親般的慈愛，對道德和理智的愛好，以及對欲望的驚人的自制力。更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對自然科學興趣濃厚，受當時歐洲主要國家建立科學社團風潮的影響，在宮內也設立了類似機構，稱蒙養齋算學館，旨在培養高級數理人才。傳教士白晉說：

“中國皇帝仿此范例，開始在他自己的宮殿里建立起繪畫、雕刻、塑雕以及為制作時鐘和其他計算工具的銅、鐵器工匠之類的‘科學院’。皇帝還經常提出要以歐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種作品為樣品，鼓勵工匠與之競賽。”

當蒙養齋的學生們學成之后，康熙又讓傳教士帶領他們分赴全國各地，費10年之力，勘測繪制了《皇輿全覽圖》，這是經實地勘測，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測量等科學技術完成的全國性的內容詳盡的地圖，是中國地圖測繪史上的創舉，規模也是世界空前的，后來被李約瑟高度評價為“當時亞洲最好的一部地圖”。這次測繪的意義還在于它在世界測繪史上第一次印證了牛頓關于地球為橢圓形的理論。與此同時，康熙又策劃和組織編纂了中國第一部天文、數學和樂理大型科學叢書——《歷象考成》《數理精蘊》和《律呂正義》，總稱《律歷淵源》。其中，《數理精蘊》是明末清初西算傳入時期一部帶有總結性的數學巨著，也是代表我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數學百科全書，在有清一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此，與康熙同時代的德國啟蒙思想家萊布尼茨評價說：

“我以為，康熙帝一個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遠見卓識。我之所以視他為英明的偉人，因為他把歐洲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了……他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先見之明，遠遠超過所有漢人和滿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層歐洲的塔樓。”（劉潞：《康熙與西洋科學》）

可惜的是，如閻崇年言：康熙精通數學、物理學、醫學、化學、光學、測繪學、地圖學，他的數學水平甚至達到了專家的程度。但是，他只是憑著個人興趣在學，沒有形成政治制度讓全社會都來學。由此看來，康熙再聰明、好學、善思、親為，也只是曹沖，而不是阿基米德。曹沖與阿基米德的區別在于：曹沖稱象，引起的只是一時鼓動耳膜的喝彩聲，而阿基米德發現浮力定律，引起的卻是持久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科學風暴。其實，作為皇帝無需精通各門類的科學技術，但不能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科技意識。如果一個最高統治者只把西方科技成果當做“奇技淫巧”，不了解世界大勢，不進行文化層面的反思，不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依然沿襲草原民族崇武尚力的傳統，在“木蘭圍場”炫耀超人的膂力和精湛的騎射技藝，于篝火映天、酒肉飄香、人呼馬嘶的營地，顯擺式地盤點自己捕殺了幾只老虎、幾只黑熊、幾只野豬、幾只餓狼，射殺了幾只麋鹿、幾只野兔、幾只山鷹，那他的帝國最終會被“奇技淫巧”所獵殺。

生活在19世紀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最為褒獎的18世紀的兩個偉大帝主，一個是中國的康熙大帝，另一個是俄國的彼得大帝。“他們是兩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歷史關頭駛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國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歐亞，傲視全球；康熙最終沒能跨越封建體制，他所開創的盛世王朝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輝煌，由一個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國急劇墜入落后挨打的悲慘境地，并遭到俄羅斯的侵略、蹂躪。”對此，馬克思情不自禁地發出史詩般的浩嘆：“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從自身利益出發，以尊崇儒術、科舉制度和文字獄為主要手段，厲行文化專制主義，使“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成為社會共識，而所讀之書無非是“四書五經”，讀書人“用力之要，尤在多讀圣賢書，否則即易流于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是整個社會的信條。在國人心目中，科學技術不過是“奇技淫巧”，誰致力于它，誰就斷送了科舉仕進的前程，喪失獲取功名利祿的機會，誰就會被世人斥為走旁門左道、不務正業，讓人冷眼相待。而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者鳳毛麟角，歷盡艱辛所取得的成就，如科技成果、科學著作，往往又不受重視，棄置一邊，因為“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誠如魯迅先生所說：“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寫道：“我從宣統三年（1911年）學到民國十一年（1922年），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道聲光化電。”溥儀的課程有《孝經》《爾雅》，之間夾雜著《大學衍義》《朱子家訓》《全唐詩》等，有中文教師、滿文教師、英文教師授課，師資力量很強，可謂“精英教育”。但他長大成人以后，幾乎成了生活的白癡，尤其沒有數字和地理概念。在戰犯管理所，溥儀五十歲時開始補習算術。溥儀說過一句要命的話：“一切有技術的人在那時都是被貴族看作卑賤的等級的。”

封建社會傳統思想對自然物和自然現象認識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它作為“取辯之物”的基本手段，與統治階級的政治、倫理觀念相適應，論證皇權神授的客觀性和天意的必然性，使得科學認識和科學活動充滿了牽強附會的迷信色彩，無法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阻滯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徐光啟在談到元末明初以來的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時，曾感嘆地說：“算術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無一效，而實者無一存。”（ 徐光啟：《同文算指序》）傳統社會思想在思維內容上排斥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在思維形式上將理論引向神秘主義。從中西方文化發展史看，東方偏重心的改造，西方偏重物的改造。

中華民族精神是一種以情感、心理、內省、體驗為主軸的具有審美性質、藝術性質的文化精神。古人在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強勢影響下，缺乏縝密思維、創新意識和惟理求是的精神，古代中國也缺乏古希臘的歐幾里德幾何體系和亞里斯多德形式邏輯體系。

盡管如此，在16世紀前，因中國的封建制度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農業手工業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國家相對統一安定、國內各民族經濟文化日益融合，加之人民的辛勤勞動，中國古代科技還是長期領先于世界的。根據《自然科學大事年表》的統計，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1世紀，中國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約計達50%～71%；公元11世紀后的宋元時期的幾項重大發明對促進世界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又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但自16世紀以后，由于政治制度已經落后，權力專制、文化禁錮加劇，以儒學為宗、吸收佛教禪宗思想的官方理學和王陽明“心學”成為國家統治思想，加之朝廷重本抑商，閉關鎖國，妄自尊大，導致歐洲誕生了現代科學，中國的文明卻沒能夠在亞洲產生與歐洲相似的現代科學。這也是在同時期的中國沒有產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式的偉大科學家的緣故。

具體到康熙皇帝，他學習西方科技是因為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他匯集能工巧匠設立蒙養齋、如意館等是為滿足自己賞玩之好，他頒布對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勵更多的傳教士來華，是顯示其對傳教士和西學一種居高臨下的寬容、恩典和優待，并未把西學東漸看作是科技強國的機會，更不認同西方科學文化的優長，反倒認為西學悖謬“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故“禁之可也，免得事多”。從他對待傳教士和西方先進科技成果的態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儒家文化是遠勝于形而下之器的形而上之道，是具有最高價值和不可戰勝的法寶。如梁啟超所言：“以為科學無論如何高深，總不過屬于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為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領，什么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于這些粗跡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梁啟超文集》）因此，康熙對西學西技的態度是“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只注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而漠視其價值理性，只承認西方文化之“體”，不承認西方文化之“魂”，排斥或摒棄其與中國傳統相異的文化內涵，故在康熙統治下的大清帝國，東方文化沒有與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并生成更為先進的文化之可能，這不僅錯失了社會轉型、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的寶貴機遇，也注定了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大清帝國即將滅亡的回光返照。

牟宗三先生深究文化之根，認為儒學中“仁的系統”籠罩了“智的系統”，使中國只有依附于道統的“德性之學”，而無獨立于道統之外的“知識之學”，即沒有科學文化傳統。

馬克思當年批評大清帝國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